中國有糧 世界不慌

中國有糧 世界不慌
　　編者按/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初起，開荒造田，展現更多的是創業者寶貴的自發精神；大包干釋放了億萬農民潛藏的活力和能量，讓我們看到了體制變革的力量；今天，農民在自愿的基礎上，以某種形式聯合起來，其背后深層邏輯則是農業技術的發展對現代農業提出的規模化、產業化的要求。

　　34年前，當陳永貴從大寨走上中國政治舞臺中心的時候，他可能沒有想到，中國小農經濟的現代化探索會經歷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歷史輪回，雖然，今日之“合”，已不同以往。

　　2008年，沉寂已久的大寨，再次聚焦了全中國的目光。八大經濟支柱， 3億元年收入，紅色*村的再次轉身，展現了中國農業經濟無窮的想象空間。

　　“山高石頭多，出門就爬坡”的大寨村，糧食要增產只有擴大耕地面積。

　　陳永貴解決吃飯問題

　　2009年8月，中國北方的大旱引起了人們對今年糧食產量的擔憂。在這個人口世界*的國度，糧食安全是重中之重。值得慶幸的是，今日的中國農業已經可以通過現代農業技術、糧食綜合保障等多種措施來穩定災年糧食供應。

　　而在50多年前那個“山高石頭多，出門就爬坡”的大寨村，糧食要增產只有擴大耕地面積。1952年，剛剛當上村黨支部書記的陳永貴，宣布了十年造地的規劃。

　　“一年不行，兩年，兩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一輩子不行，還有子孫！”大柳樹下的陳永貴頗有愚公移山的氣概。

　　大寨村治坡修地靠的還是兩只手。而在遙遠的美國，*是另一番模樣。在大寨揚名世界后，曾來大寨參觀的美國農場主韓丁，當時半個人（韓有一大部分時間都在外旅游、講學等）就可以管理1600畝土地。

　　“打個，公司來耕地了；打個，公司來播種了；打個，來澆水了，來施肥了，來打藥了，來收割了，已經實現了社會化大生產。”

　　從1952年到1955年，大寨村零零散散的幾條溝變成了能打糧食的梯田了，轉過年來，大寨迎來造地后的*個豐收年，糧食畝產達到了349斤。大寨走在了全縣的前列，成為昔陽縣走合作化道路的先進典型，陳永貴因此受到了昔陽縣的表彰。

　　1964年3月，北方大地春色初萌，一列火車行駛在華北平原上，那是毛澤東出巡的專列。

　　3月23日，火車?？亢愓?。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奉命向毛澤東匯報工作，在火車上，陶魯笳向毛澤東介紹了大寨，這個只有360人的小山村，從1953年到1962年的10年間，除了解決了自己的吃飯問題，還為國家提供商品糧100多萬公斤，平均每戶1500多公斤。

　　陶魯笳的“邯鄲匯報”讓一個中國zui基層的農村單位給共和國zui高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寨經驗也在毛澤東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之后，走向全國。大寨成為紅極全國的農業典型，陳永貴也開始從虎頭山走向中南海，1975年官至國務院副總理，并以此身份連任，在1978年出席了劃時代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這樣一位平步青云的“布衣宰相”，其升遷之路在如今看來多少有些不合情理，不過，如果了解到當時吃飯問題的重要性，也許就能間接理解陳的升遷之路。

　　陳永貴身體力行地靠耕地拓展換取糧食產量的做法，在相當長的時期深入中國農村和中國zui高管理者的思維，直到現在，“死守18億畝耕地”的口號，這種思維模式仍可觸摸。拋開是非，中國的溫飽問題畢竟得到好轉。不過，動蕩的農業政策，以及持續多年的浮夸風，讓中國農民飽受磨難，依然有包括安徽鳳陽小崗村在內的部分農村，一直徘徊在溫飽線以下。

　　關友江等18戶不想餓死的農民在一起賭咒發誓，包產到戶！

　　小崗村，新農村改革的起點

　　關友江是小崗村的現任村主任。

　　1978年，他剛剛31歲，已經是4個孩子的父親。當時他家的情況是大的剛剛上學，老二老三即將上學，一家六口根本填不飽肚子。他形容當時小崗村的整體情形是“春緊夏松秋不干，碾子一停就要飯”。這一年大旱，11月底的一個夜晚，關友江等18戶不想餓死的農民在一起賭咒發誓，包產到戶！昏黃的燈光下，他們神情嚴峻地立下“生死狀”，在一紙分田到戶的“秘密契約”上，摁下了鮮紅的手印。會議一結束，他們連夜將牲畜、農具和耕地按人頭包到了戶。1979年，他一家人共收獲了萬把斤稻谷，一家人再也不用餓肚子，出門討飯了。

　　新中國成立以后到改革開放之前，農村經歷了土地改革、互助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農業生產合作社、人民公社幾個階段，中國的溫飽問題卻并沒有完*。

　　但是，在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原司長郭書田看來，改革開放前30年正是改革開放后30年的基礎，后者是前者的是重大轉折，兩者同時也是一脈相承的。

　　“大包干這種家庭聯產承包制度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zui終上升為中國農村的基本制度，解決了億萬人民的溫飽問題。”專家們如是表示。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歷*的*個關于農業的“一號文件”。這個一號文件突破了傳統“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框框，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或大包干都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

　　從1982年一直持續到1986年的連續五個一號文件，zui終確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度，把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極大促進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

　　作為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村莊，小崗村因實行“大包干”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帶動中國億萬農民解決了溫飽問題而滿身光環，但與中國大多數鄉村一樣，小崗村也一度陷入“一年越過溫飽線，20年沒過富?？?rdquo;的困惑。

　　中國在水稻雜交方面的先進技術還吸引來了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

　　農業技術：從模仿到創建

　　2008年，曾經吃不飽飯的中國在糧食危機中獨善其身，靠著五年連續增產，保持了糧價的穩定，饑餓已然成為歷史名詞。

　　這是一個無比艱巨的跨越。1960年，30歲的袁隆平和許多中國人一樣，正在忍受著饑餓。“研究出超級水稻，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袁隆平這個愿望zui終造福了全中國，zui初的發心動念也許正是源于饑餓。

　　“文革”期間，毛澤東、*等決定從國外引進13套年產30萬噸合成氨化肥廠的設備，這是為農業發展zui早引進*設備的舉措。此后，農業科技人員在困難的條件下，創造了雜交玉米與雜交水稻，大面積推廣。

　　袁隆平的技術不但為中國解決了吃飯問題，也開始傳向。在中國的幫助下，越南和印度的雜交水稻發展很快，已應用于生產。

　　2005年7月，袁隆平提出“雜交水稻外交”的建議，就是積極在發展中國家推廣雜交水稻，幫助解決他們的吃飯問題，以此促進雙邊關系的發展。

　　正是基于袁隆平對世界糧食安全產生的重大影響，2006年4月25日，袁隆平當選為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這對于多數科學家來說，是除了諾貝爾獎之外的zui高榮譽。

　　實際上，中國在水稻雜交方面的先進技術還吸引來了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

　　2009年8月14日，拜耳作物科學和中國水稻研究所簽訂了兩項在水稻研發領域的合作協議。雙方將在種子性狀開發和育種方面進行合作。

　　“我們希望在亞洲加強研發活動并期待與水稻所合作。通過引入高產雜交品種，我們致力于為確保21世紀糧食供給貢獻一份力量。”拜耳作物科學董事會主席柏少安（Friedrich BerSChauer）教授在于北京舉行的簽字儀式上說。

　　拜耳作物科學在雜交稻育種和開發方面經驗豐富。之前，該公司以Arize品牌在印度、印尼、越南等主要水稻生產國經營常規雜交水稻。這些國家的水稻種植面積占*水稻種植面積的一半以上。

　　而他們之所以與中國水稻研究所合作，正是看中了后者在水稻研究方面的先進技術。

　　盡管石油農業因通過對農藥、化肥、農業機械的大規模使用，提高了糧食產量，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但是其高污染、高能耗，在能源問題和環境問題變得日益嚴峻的今天，正在不斷得到反思。就是在這種反思過程中，中國傳統農業的價值也在逐漸受到重視，而中國農業科學家提出的生態農業，被認為是替代石油農業的未來農業發展道路。

　　上世紀八十年代，當時的中國農業部部長何康邀請美國農業部組團來中國參觀。美國農業部應邀組建了由美國農學院院長組建的考察團來中國考察。

　　考察結束后，考察團一位負責人告訴郭書田，“我們考察完后認為，美國農業很失敗，中國傳統農業很成功。”

　　上述負責人舉出了十幾個理由，比如中國農村的?；~塘，通過桑樹、養魚、養蠶、種水稻等循環利用各種廢料的模式，“減少污染，變廢為寶，是可持續的。”

　　他的理由還包括中國農牧結合的生產方式，“牲畜的糞便當肥料，畜力用來耕種，省了能源。”

　　但根據原國家環?？偩?005年以來受理的農藥項目統計，國內農藥項目的平均環保投資約占總投資的4.86%?？鐕髽I拜耳作物科學大中華區總戴思成（Frank Dietrich）表示，中國農藥市場在發生著一些變化，政府已經勒令一些高毒農藥退出市場并出臺了替代產品名單，向低毒和環保方面靠攏。

　　“在環保方面，拜耳一直實行zui高的QHSE（質量、衛生、安全、環境）標準，配備了先進的焚化爐和水處理等環保設施，還采用了先進技術來治理“三廢”的標準，能夠zui大程度上防止污染。”戴思成說道。

　　除此之外，拜耳作物科學還積極支持協助政府部門制定更加科學和嚴格的農藥排放標準。“2008年，我們協助國家環保部制定了《雜環類農藥工業水污染物排放標準》。對于能為提升中國農藥管理標準做出自己的貢獻，我們深感驕傲。”

　　從先期的一味模仿，到理論、技術的交流和自信輸出，這或許是中國農業技術現代化的必經之路。

　　個體式的農耕作業只能吃飽肚子，不可能走向富裕。要發展，必須走集體合地之路。

　　從土地上解放出來

　　法官陳春梅每年都要回大寨幾次，她的父母在家里守護著爺爺陳永貴的故居，“我父母在村里，不過大寨村如今跟縣城比也不差。”曾經讓大寨揚名世界的農業已經不再是大寨的支柱產業，村里的土地被當地幾個村民承包，原來的一些梯田，已經退耕還林。

　　2008年，大寨村經濟總收入3億元，利稅1800萬元，村民人均收入近萬元。在新的“寨主”郭鳳蓮手上，大寨完成了從昔日“政治品牌”到今朝“經濟品牌”的轉變。

　　小崗村也同樣如此，2008年3月12日，小崗村老老少少又聚在一起開了個會，大家形成了這樣一個共識：個體式的農耕作業只能吃飽肚子，不可能走向富裕。要發展，必須走集體合地之路。

　　在這次村民會議上，村里拿出一個方案：以每年每畝500元的價格，將農民的土地反租過來，統一平整，對外招租。引進資金和項目后，辦起廠子，村里人還可以進廠打工，也可以獲得額外的收入。

　　目前，在小崗村已有60%的耕地實現了出租流轉，被集中起來用于發展蘑菇、花卉、葡萄規模種植及家禽家畜養殖。這種集中利用土地、實現規模經營的新型合作經濟給小崗村的農民帶來了實惠。

　　不過，此“合”非彼“合”。

　　“與計劃經濟時代的強制行政手段*不同，小崗村今天的改革是建立在農民自愿的基礎上，尊重農民的自主權。而且，村集體沒有收回土地的承包權，租借合同一旦期滿，土地仍將歸還每家每戶，土地權益zui終還是農民的。”年逾花甲、曾經也是“分田到戶”帶頭人之一的關友江說。

　　2008年9月30日，胡錦濤*到小崗村視察，肯定了小崗村的土地流轉。這意味著，中國數目龐大的農民正在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中國正在從小農經濟的耕作模式向社會化大生產的農業生產模式轉型。

　　顯然，農業生產組織方式的轉型雖然必須，但還遠遠不能使中國農業強大。中國的農業技術水平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相當落后，“主要是引進先進技術。”曾經在農業部工作多年的郭書田說，“西方以私有農業為特點的石油農業技術，就是中國農業學習的模版。”

　　新中國成立初期，*提出四個現代化。在郭的記憶中，“農業現代化也被闡釋為四化，水利化、化學化、電氣化、機械化。”但是，zui讓中國人受用的，還是中國人自己創新的技術。歷史不會忘記袁隆平。

　　記者手記VIEW

　　農業的工業化

　　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或許已經意識到，堅持中國糧食危機論是不明智的，在剛剛過去的糧食危機中，中國成了為數不多的幾個保持了糧價穩定的國家之一。

　　萊斯特的理論淵源已久。1949年8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中說，在1949年之前，沒有一個政府使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得到解決。當年，中國全國糧食總產量為1.13億噸，人均僅為209公斤。

　　這一困境一去不復返，2008年，中國糧食總產量5.29億噸，人均糧食389公斤。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糧食自給率高達95％，以不足世界10％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

　　實際上，類似艾奇遜的中國威脅論，一直持續到上世紀末。1994年9月，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發表題為《誰來養活中國？》的學術文章，堅稱“中國糧食危機論”。

　　實際上，中國不僅沒有成為世界的糧食包袱，還成為了糧食捐助國。據世界糧食計劃署的不*統計，在結束受援國歷史的2005年，中國對外捐助糧食就達57.7萬噸，僅次于美國和歐盟，躍居第三位。

　　在糧食產量大幅提高的同時，中國農民的經濟福利也在大幅提高。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直至改革開放以后相當長時期，通過工農產品[11.29 0.36%]價格“剪刀差”、上繳各種稅負等方式，農業為國家經濟建設提供了大量資本積累，為實現國家工業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中央農辦主任陳錫文看來，工業和農業之間有一個臨界點，到了這一點的時候，工業發展不再需要農業的積累。在我國，這個臨界點出現在剛剛過去的世紀之交，那個時候，我國實現了總體小康。

　　黨的十六大以來，“多予、少取、放活”，支農惠農真金白銀。2006年，延續2600多年的“皇糧國稅”終結，全國每年減輕農民負擔1350億元。據估算，再加上統計外的收費，共減輕農民負擔1600億元。更多的中國農民脫離了土地，開始參與中國工業化的進程。